最初，我知道了由葛兰先生领导的运动的参与者管理的教育机构。这致使我依次研究他的著作，以发现在教育投资背后的由法土拉•葛兰及其同事的教育观点而产生的基本原理。
首先，对“葛兰”先生与那些经常被含糊地称为“葛兰学校”或“葛兰运动之学校”的学校的关系（做一个）精确的（说明）是必要的。葛兰先生从本质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教育者。然而，他很小心地区分教育和教学。“大多数人都可以做教师，”他声明，“但教育者的数量却是非常有限的。”1他也设法解释他没有自己的学校。“对于说我没有任何学校的话我已感到很疲倦，”他有一点愤怒地明确表示。2 学校是依照个人与他们居住的国家之间的协议和为这个目的而创立的教育公司建立的。每一间学校都是一个独立经营的机构，但大多数学校依赖于土耳其公司的服务以提供教育物资和人力资源。
我首次遇到一间这样的学校在1995年菲律宾（Philippine）南部棉兰老岛的三宝颜市（Zamboanga），当时我得知在这个城市的几英里外有一间“土耳其”学校。走近这间学校，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个建筑的入口处的一个巨大标记，写着：“菲律宾－土耳其宽容学校”。这在三宝颜是个惊人的肯定形式，一个几乎各有50％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城市，坐落于一个20年来不同的穆斯林分离主义者运动被禁止与菲律宾政府军事力量武装斗争的地方。在一个绑架，连同游击战争、突然袭击、拘捕、失踪和军事与非军事力量杀害频繁发生的地方，这所学校采取一种彼此联系的更加积极的方式，为菲律宾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孩子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教育标准。在[Ateneo deZamboanga] 的天主教学院和非神职的我的教师同事强调说，在这所学校开办以来，一直在纵深水平上保持与地方的基督教机构联系和合作。
其后我有机会去访问别的学校并与学校的教学及管理人员讨论教育政策。他们在自然科学、信息科学和语言文学的（课程）计划的强度表现在他们在学术奥林匹克竞赛上的成功。在比石凯克 （Bishkek）的一所初中学校里，我给一群七年级的学生做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讲座。在我讲话结束时，老师要求这些学生鉴别那些在发音和词汇上表现出我所说的是美式英语而不是英式英语的因素，令我惊奇的是，这些孩子没有困难地做到了。
我曾经期待从他们的教学大纲和学校外在环境、氛围当中寻找出清晰明显的伊斯兰教内容，但我失败了，情况并非如此。当我询问这个问题，询问这所穆斯林所创办的学校却并没有显著的伊斯兰课程和氛围倾向——对于我来说，这原本会成为宗教鼓励教育计划中可理解的一部分，然而它却没有——我被告知：这是因为学生主体的多元化本质——三宝颜（Zamboanga）的基督教（Christian）和穆斯林（Muslim），还有克尔克孜（Kyrghyzstan）的佛教和印度教（Hinduism）——他们试图交流的是普遍价值，例如：诚实、勤奋、和睦……凭着良心的服务而不是任何需要为之后悔甚至忏悔的教育。
这些遭遇促使我开始研究法土拉·葛兰的著作来探知巩固学校的教育原则和动机，由此尝试探寻葛兰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以其观点鼓励其他教育者的特有风格和魅力。
法土拉·葛兰的教育观点
自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几十年以来，很多土耳其穆斯林批评政府盲目地采纳欧洲文明的精华和糟粕而进行的“现代化”计划。他们认为世俗化不仅仅是世俗化进程的无意识的副产品，而更是反宗教偏见的有意识的结果。他们主张，在现代化改革背后的不言而喻的推测已经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犯罪：宗教是进步的妨碍，而如果一个民族要向前进步，就必须（将它）排除在科学、经济和政治等公众领域外。自共和国建立以来，经过几十年间（得以）整顿并且由于相互竞争的教育体系而得以加强的这条战线，如今，使得在土耳其的宗教－非宗教化争论成为每一个思想家都期望能宣告他们的忠诚的（地方）。
在我看来，法土拉·葛兰经常被土耳其的“左派”和“右派”，“世俗”和“宗教”攻击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对于他认为是没有出路的事情拒绝偏袒。他宁愿提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籍此他希望远离这个正在进行的争论。葛兰的（解决）方案是肯定土耳其共和国制定的现代化的预期目标，（这）仅仅是表明一个真正有效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包括全人类的发展。在教育角度来看，它必须主要考虑不同的现存的教育支流，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新的能适应当今世界变化需要的教育方式。
这非常不同于试图恢复或重建过去的保守计划。那些否认与他的名字有关的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的保守势力，他们试图重建奥斯曼帝国体系（the Ottoman system）或恢复伊斯兰教哈里发（Caliphate）的职权，对此，葛兰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对新环境的适应，结果将会是灭绝。”3
不管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认为，教育仍然存在与过去任何激进的冲突有关的风险。一旦切断传统价值（的联系），年轻人就会身处除了物质成功外再没有任何价值的教育当中，这是极其危险的。非物质价值，例如：思想的深邃、思考的透彻、感情的延伸深度、文化的鉴赏，或是精神上的兴趣等等这些价值观念，在当今主要关注全球市场系统生产加工的现代功能教育投机中逐渐被忽视。4
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去找工作谋生，但他们将不可能寻找到真正的人类自由的必要的内在信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领导人经常支持和鼓励面向工作“价值自由的”教育，因为它使那些有力量的人更容易地管理那些“接受培训而非接受教育的”的工作骨干。葛兰声称，“如果你希望继续控制大众，（那你）只要使他们在知识的领域里饱受饥饿（就可以）。只有通过教育他们才能逃脱这样的专治。通向社会公正的道路是首先必须包含足够的和普遍的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人民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去尊重他人的权利。”5 因此，葛兰认为，不仅仅是公正的建立，对人权的重视，接纳及容忍别人的态度也被全面教育的缺乏所阻碍。如果人们（得到）适当的教育为他们自己考虑（着想）和支持社会公正、人权和宽容的积极价值，他们将会变成实现这些有用目标的行为者。
如果要完成教育改革，教师的培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葛兰注意到“教育与教学是有所不同的。大多数人都可以成为教师，但教育者的数量就特别的有限。”6 这两者当中的不同在于，虽然教师和教育者都传递知识与教授技能，但教育者有能力帮助学生展示其个性，培养其思考方式和思想表达，建立其性格，而且使他能够将自律、宽容和责任感根植内心。葛兰把那些只为了一份薪水而教学，对学生的性格形成不感兴趣的教师形容为“领着瞎子走路的瞎子。”
在充满竞争和互相敌对的各个教育系统中，调和和包容的缺乏引起了葛兰称之为“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残酷的斗争：科学与宗教之争。”7 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这一导致争论的两方面内部损耗，持续消耗着学者、政客和宗教领袖精力的错误的二分对立方法，导致了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的分歧。现代世俗的教育者看待宗教时，态度最好的教育者会把它当成时间上的浪费，而态度最坏的教育者则把它当成了教育发展当中的阻碍。而在宗教学者中，这场争论导致了对现代作风和宗教基础知识的抛弃，“就如把它当作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其真实意义和作用上的宗教。”8 葛兰觉得，需要有这样一个教育过程，在这过程中宗教学者能对科学的结构有个完整的认识，而科学家也能认识到宗教和精神的价值，如此一来“这场宗教与科学之间长久以来的冲突将会结束，或者至少其荒谬之处将会被公诸于世。”9
为了让这样的教育阶段能够实现，他认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是必要的，一个“将以道德和灵性来统筹兼容宗教和科学知识，真正地培育出被宗教科学和灵性照亮心灵、而同时有伴随着积极科学之光的思维的文明人们”，依据仁慈的品质和道德价值奉献给生活的人们，同样（应）“知道他们所在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10
几个有关教育的术语在葛兰的著作里反复出现，需要加以解释以免引起误解。第一个是灵性和精神价值。一些人或许会将它错误地当作是“宗教”的代表符号，认为他用它来对抗现代世俗社会里对虔诚的偏见。然而，显然葛兰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运用这个术语的。对他来说，灵性不仅仅包括特殊的宗教教学，同样也包含了道德规范、逻辑学、心里健康和情感表达的开放。他著作里的关键词是“怜悯”和“宽容”。除培养“严谨的”学科外，慢慢地向学生启迪这样的难以计量的美德和品质也是教育的主要任务。
其他葛兰频繁使用的术语也需要加以考量。他经常谈及“文化的11”和“传统的12”价值的需要。他对教育中文化和传统价值的介绍这一要求被反对他的那些批评家们解释为一个回到土耳其共和国之前的奥斯曼社会（the Ottoman Society ）的反动复辟号召。他被指控为是一个“irticaci（倒退主义者）”，在土耳其环境中可以翻译成“反动分子”乃至“宗教复辟主义者”。对于这一指控，他始终否认。在对其自身立场的捍卫中，他声明：“irtica（倒退）这个词是回到过去或把过去的事物带到现在的意思。我是一个把永恒作为目标的人，不仅仅是明天。我正思考着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为了它）尝试做我所能做的。在我任何的作品、演讲或行为里，我与令我的国家倒退的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但没有人能以irtica（的身份）来指控对真主的信仰、崇拜以及相应的道德价值等这些不受时间限制的事物。”13
在文化的和传统的价值的建议里，他似乎认为土耳其的过去是智慧的一个长期而缓慢的积淀，其中仍然有很多能够作为教育现代人的（东西），而且在传统智慧里还有很多与当今社会的需要息息相关。过去是不能够丢弃的，因为它是智慧的积淀。另一方面，任何企图复制过去的尝试都是目光短浅的，也是注定会失败的。有人会说在抵制与过去断绝的努力的同时，葛兰也同等地抵制重建或重造准前现代社会。
葛兰认为一些现代改革家“自主打破过去的枷锁”的倾向是好坏掺半的事。历史遗产当中那些压抑的、迟钝的或已经失去它们最初目的和灵感的成分，毫无疑问将会被取代，但是如果新一代人将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的话，自由的和人性的成分必须要重申。很明显他的想法没有被土耳其国内关于政治趋势的争论所限制，也没有被伊斯兰社会的未来（所限制）。他的教育观点包含了这个“遍及全世界的”社会。他想培养改革家，即，（培养）那些能同时考虑人类物质的和非物质方面的价值系统来建设（自己的人）。他说：“那些想改造世界的人必须先改造他们自己。为了能够带领其他人走上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的道路，他们必须净化他们自身当中充满仇恨和嫉妒的内心世界，并以各种各样的美德来武装他们的外在。而那些还不能自制、达不到自律，也未能净化其情绪的人，他们起初也许看起来很有魅力、很有洞察力。然而，他们绝不能以任何永恒的方式鼓励人，他们所‘引起’的对人们的影响将会很快消失。”14
葛兰说：“这样的一个人才是真正的人类：（他）学习、教授并鼓励他人。我们很难将一个无知且没有求知欲的人视为真正的人类。一个有学问但不去补充和改善自己直至能为他人树立榜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人类，同样值得怀疑。”
作为伊斯兰教导师的法土拉·葛兰
此文的焦点是作为教育者的法土拉·葛兰。他身为宗教学者和导师的角色是值得仔细探究的课题，同样，对于这样一个作为伊斯兰现代解说者的宗教学者的宗教思想的研究同样值得深入探究。但这样的问题是在此文的范围之外的。然而，如果不对其伊斯兰的作品做一个简单探究，那么，对他的教育观点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
在葛兰的30多本书中，有一些是对他传达给学生和追随者的谈话或讲道的整理编辑。还有一部分是他对学生们提问的回答。这些书的范围从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的学习，到对苏菲派神秘主义（Sufism）的基本介绍，到对kalâm（凯俩目，伊斯兰教教义学）科学引起的传统问题的处理，到对伊斯兰信仰基本主题的详尽细节。这些研究的目的并不是面向专家学者的，而为了是面向一个更普遍的有教育的穆斯林听众。
对于法土拉·葛兰解释伊斯兰的来源和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首先打动读者的是他对道德和精神的强调，他似乎更主要地强调来自《古兰经》当中的鼓舞和教诲，超过了对宗教仪式的践行的强调。在肯定对宗教仪式的需要的同时，葛兰认为伦理的正直处在宗教动力的中心。“道德，”他说，“是宗教的根基，是先知所肩负神圣使命（Divine Message）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如果善良和良好的道德是伟大的——事实上是这样——那么最伟大的，首先是先知，其次是以真挚和热爱跟随先知的那些人。所以穆斯林，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就是实践真正的普世的道德的人。”它从圣训（Hadith）里引用穆罕默德所说的话：”伊斯兰存在于美好的道德中；我被派遣以便补足和完美这些美好的道德。”15
伊斯兰生活方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有意要以共同劳动来培育令人敬畏的伦理和正直的个人。就伊斯兰这个广泛意义层面或者就个体生命对神的服从层面来说，可以说与法土拉·葛兰名字有关的运动所建立的学校就兼具这种作为他们的启示、深植于伊斯兰的伦理价值，同时但它的表达却又并不仅仅局限于穆斯林稳麦（即穆斯林团体）的伦理观点。当葛兰谈到将学生——“以各种各样的美德装饰其外表世界”的人——培养成“以仁慈的品质和道德价值献给生命”时，他正是在提出一种普遍的伦理价值体系，这是他作为一个穆斯林从伊斯兰当中所学到的。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不认为美德、仁慈的品质和道德价值是穆斯林所独有的财产，作为非穆斯林的学生在学校里（同样）受欢迎，也没有任何企图想要改变他们本身的宗教信仰。
因此，伊斯兰被理解为“一条带领人达到完美或使人能够重新获得其原始的天使般的状态的道路。”16 如果伊斯兰被视为一条通向道德完美的道路，任何人必须考虑伊斯兰传统里本源的和注定要经历的发展——“苏菲之道（Tasawwuf）”的修行阶段。葛兰认为苏菲思想 （Sufism ）的伦理定义是“摆脱一切污言秽语、一切恶的行为，同时去追寻获得美德，并为之持续努力奋斗。”17 他称赞伊斯兰历史上的苏菲行知（Sufis）确已指示了世代的穆斯林们如何去遵循这条道路以通向人类的完美。
这种对神秘苏菲传统的解读，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人们对他的指控：即他在其运动中创立了一种“新苏菲道团（neo-Sufi tarekat）”。然而，葛兰否认他曾是苏菲道团的一员，而他更没有建立他自己的“准苏菲”道团；葛兰声称，谴责苏菲思想——伊斯兰的精神面向，无异于反对伊斯兰信仰。他说：“我已无数次声明我不是苏菲道团的一员。然而，作为一个宗教，伊斯兰很自然地必定要强调精神领域。（而）苦行、虔诚、仁慈和诚挚是其必要的。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对这些事项详述最多的正是是苏菲行知（Sufism）。反对这个就等于反对伊斯兰的本质。但我重申，就如我绝没有加入一个苏菲道团，我与其没有任何关系。”18
注释： 宗教对话梵蒂冈秘书处秘书长托马斯·米歇尔博士，在“法土拉·葛兰伦研究论坛”发表的论文摘要（乔治敦综合大学，2001年4月）。授权再版。 1.《道路的光明或标准》（伊兹密尔：Kaynak，1998），1：36。 2.林恩艾米丽，《法土拉·葛兰：比呈现在眼前的更多？》，106 3.维勃，《法土拉·葛兰》，86 4.《通向失落的天堂》，16 5.《M. 法土拉·葛兰：一个怜悯、爱、理解和对话的声音》，M. 法土拉·葛兰的介绍，《不同宗教信仰间对话的必要性：来自穆斯林的一种方式》，发表在南非开普敦的世界宗教议会，1999年12月1－8日。 6.《道路的光明或标准》，1：36 7.《不同信仰间对话的必要性》，39 8.同上，20 9.同上，39 10.同上 11.比较，“教育文化价值得到极少关注和重要性，尽管它对教育更必要。 如果有一天我们确保能给予其重视，在那时我们会到达一个主要目标。” 《道路的光明或标准》，1：35 12.比较，《通向失落的天堂》，16，和《道路的光明或标准》，1：44－45 13.维勃，《法土拉·葛兰》，95 14.《不同信仰间对话的必要性》，30 15.《通向失落的天堂》，30 16.《永恒之光：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命面貌》，2：153－54 17.《苏菲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1 18.维勃，《法土拉·葛兰》，102－3
-100x1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