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证信仰（即：“认”或“念”）与礼拜之后，伊斯兰功课的第三项是到麦加朝觐。朝觐对男性女性而言皆牵涉到一系列天命所规定的仪式，有些还相当艰难。那些仪式当然包括一日的五次拜功，但还包括了旅行与在麦加附近的几个地方整夜宿营。此外也允许人们在空闲时间记念、参悟、对话、联系及休息。
正确地来说，朝觐的中心是天房——在麦加大清真寺庭院中心的四方体结构。穆斯林在礼拜时就是朝向这个结构。关于天房，经云：「主把天房——禁寺——作为人们的支柱。」(5：97)对穆斯林来说，这不是一般之地；那是神之「永恒宝座」在地面上的投射，因此是永恒不朽的。
众所周知，在每次朝觐中有一个仪式，就是绕行天房─穆斯林称为「塔瓦夫」(tawaf)，字义上是「环绕」，朝觐者必须在一开始时进行七次(逆时针的)绕行，在结束时再绕行七次。每年，如2016年，有超过1500万的穆斯林做过这种绕行。礼拜时将最重要的焦点放在单一的神圣之地，这在宗教史上是真正令人心摇神驰的仪式。在所有城市中，耶路撒冷、罗马及瓦拉纳西(Benares)皆扮演类似的角色。但因为逊尼伊斯兰不存在任何中央集权组织(如教宗或大公会议)，又因虔诚的穆斯林每日都会数次强调麦加的重要性，故在其他古老的宗教传统中，再无任何等同于天房角色者。
天房、麦加、以及朝觐的义务，就成为神之独一性的具象表现，也是人类在单一地方的和谐美景。当穆斯林朝向麦加礼拜时，当他们在一天的时时刻刻于其他地方做礼拜时，他们的外表与身体皆代表着其对神的表白，以及他们对所有人的冀望——和平一体。
费特胡拉‧葛兰曾三次到麦加朝觐。第一次朝觐是在1968年，穆拉特‧阿勒普特肯带着传奇性的感受解释其发生经过：
葛兰最大的梦想就是经由朝觐去探望使者生于斯、长与斯之地。然而经济上不允许他做。有一天，当他正在一个清真寺教学生时，有一个学生问：「先生，您有想过去朝觐吗？」这个问题彷佛洒在其伤口上的盐。他再也无法忍住眼泪…他开始哭了。他想着：「我何德何能可以去朝觐？」他太难过了，以致无法上完课。他哭着离开教室，(然后)进去他的房间…就在那时，一个学生敲他的门说：「先生，有您的电话」。他拿起话筒，他觉得其对朝觐的渴求已唤醒了他的悲伤。打电话来的人名叫吕特菲‧多安(Lütfi Doğan)，他是宗教事务部部长。他说：「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决定今年要送三个人代表宗教事务部长去朝觐…你是被选上的三个人之一。」葛兰对这消息喜出望外，以为自己在作梦。
对葛兰来说，朝觐不只是拜访一个实质上的处所。倘若你的热情无法加深，那就只是穷绕、白绕。一同前往朝觐的佩克梅兹济讲了一段轶事来佐证其观点。
「我们正坐在天房旁，然后我们回家睡觉，但他拿了件外套打算整夜待在那里。我们睡觉，他就礼拜。第二天我去找他。他说：『我在这里。』我看到人群里有些骚动，于是想问一下他。我说：『那是什么？』他说：『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你不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或说什么。』——换句话说，他认为朝觐不只是身体上的感觉，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专注；关乎一个人的意念；关乎一个人的『焦点』；精神上的旅程与身体上的旅行是一样丰富的。」
佩克梅兹济总结说：「我们只是去拜访一个地方；而他则是注视着他的内心。」
葛兰教导人们：朝觐不只是身体的过程。「朝觐，是为了感谢真主给予我们身体健康与财产。因此，意图去朝觐的人要说：『我举意为了真主去朝觐。』」一个人说举意「为了真主」去朝觐并非只是其表达虔诚的陈腔烂调。它有着其实际上的含义。它意谓着到神圣之地旅行与获得个人利益无关，与服务有关。既然真主本然无所需求，则为了真主朝觐即不免要举意为了造福他人而朝觐。诚如人们所流传甚广的一句格言：朝觐的意义(以及到更远的地方去─即「希吉拉」，迁徙)是「将志愿服务带到没有人做这项工作的地方去。」
虽然麦加是一个目的地，但对葛兰来说却是一个新的起点。倘若在一个神圣之地出现能某种程度地增添神的觉察，那就必须将之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倘若一个人是怀着感激之情进入麦加，葛兰的确是这样做的，那他又怎能在离开时不带任何被强化的动机、去将那份恩典传给他人呢？
「一切都是透过朝觐的义务，」葛兰在宣讲中讲到朝觐：人必须为了真主去坐、站、走路及做每件事，而且是有意识地做；他们在天房前打开双手、将脸面向忏悔之门(Multazam，译按：天房的建筑体的各个部位有其名称，忏悔之门是指位于天房的黑石及其入口处之间约两公尺长的墙壁，穆斯林朝觐时会摸着这处祈祷)、问候或亲吻黑石(译按：天房的一处，穆斯林绕行天房的起点)、进驻米纳、停驻阿拉法特(Arafat)、以及到穆兹达理法(Muzdalifa)时，也都必须保持这份意识。简言之，他们必须为了真主履行所有规定的仪式，试着付出其有价值的光阴，那些光阴可是数年价值的浓缩。
如人类学家维克多‧透纳(Victor Turner)的一句名言：「任何朝圣者都是半个游客，一个游客是半个朝圣者。」葛兰没有不同。因此他感伤地写了一句值得被放在明信片上的话：「第一次看到天房的那一刻是神奇的一刻。」但比此种游客式的观察更常见的是，他将朝觐转向外面，转向社群——而非只看个人经验：在吉庆之日去这些圣地的人们会为其自身及其家人祷告。然而穆斯林的情况负载着比个人事务更大的意义，尤其在我们的时代。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再清楚不过；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我们从未如此不幸。我们无法立于我们自己的双足，我们试图站在其他我们不了解其真正目的的人所带来的观念之后。多数时候，这种基石会突然从我们的脚下被抽出，而我们也就无可避免地倒塌下去了。赛义德‧努尔西即对此种情况感到极度苦恼，他曾宣称只要去想穆斯林世界的事，自然就不会去想他自己。在这方面，第一次有机会去朝觐与看到天房的穆斯林，应该打开双手，向「全能之主」祈求：「我的主啊！请赐予祢的使者的追随者以良方，请怜悯他们，饶恕他们。我的主啊，请祢使穆斯林(社群[ummah])壮大！向他们指示复兴之道！」
葛兰从朝觐中汲取的意义，也许就是与日俱增的紧急感与被更敏锐的专注力。诚如1964年马尔科姆‧X朝觐回来时，即对自身之伊斯兰功课有了更敏锐的方向；1968年的葛兰也是如此。尤其他视朝觐为一场神学上的相遇(「为了主」)，代表其精神上的觉醒，以强化其去执行服务的目的。于是他的朝觐更重要的不是他在沙特所做的一切，而是关乎其所带回来分享给他人的事物。
随着朝觐而来的是义务。「当我在麦地那时，」葛兰回忆道：有个人说着热爱高贵先知的话语，那些话令我的心碎裂。他说：「主的使者啊！我已在这里多日，我尚未听到祢的声音。现在我要离开这里去天房了。如果他们问我从这里带来什么，我该如何回答？他说了许多类似的话，你不可能不感动。因此我们最好要去看这种经验以感动我们的心，并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无法再有机会来做这趟旅行了。这不只是要说「我们可能不会再经过这条路」，但意思也很相近了。
葛兰遇到伊斯兰永恒不变的圣地─天房已在那里非常久─这令他比以前更认知到其个人生命的短暂。在往麦加的旅途中，他的身体自然是在移动。但相对应的精神移动，却更完整地将其在这趟旅行前的本位主义，转移到以服务人群为特征的团结一致。
实际上，葛兰透过朝觐的移动体现了苏菲对于“旅行与启程” (sayr wa suluk)的理解。1968年，葛兰还是不到30的年轻人，但他却已获得被宗教事务部派去朝觐的荣耀。那么他之后还能有什么期待？葛兰所解释之「旅行与启程」的苏菲思想是一段包含了四阶段的过程。任何精神旅程都会牵涉到「朝向主旅行」、「在主之监察下旅行」、「与主或在主的伴随下旅行」、以及最后的，「从主开始旅行」。除非「主」等同于「政府」——一个他从未赞成的，带有亵渎意味的概念，否则葛兰不可能被狭隘的政治联盟吸收，即使宗教事务部对他很慷慨。
事实上，苏菲思想关于四阶段的「旅行与启程」有一个目标：消融自我，扩展神之觉察。例如，为了阐释第三个阶段「与主或在主的伴随下旅行」，葛兰引用纳西密(Nasimi，一位14世纪的阿塞拜疆苏菲诗人)的诗：
我所在的地方已化为乌有；
我的肉体已全然化为泥土；
神之注视已向我彰显祂自己，
而我已看到我自己因祂的会见而沈醉其中。
「终极真理」(UltimateTruth)召唤着我：
「来吧！有爱的，你与『我们』亲近吧！」
这是亲密之站；
我已发现你是虔诚的人。」
当一位「爱主者」、「沉醉」在与主之会面中，诸如这类语言经常令一些拘泥于字义上的人感到不适。葛兰甚至更明确地表达此种模拟：「这是…那个站，彷佛酒杯般，人能在那里装满与清空『主之』爱，疯狂地爱与督促他人去爱『主』。凡是充满这阶段天赋的人，会认为所有非关（主）之言语都只是浪费口舌。」
这令我们想起葛兰在麦加对其伙伴「哈智」优素夫‧佩克梅兹济所——「在这里，你不是要看什么、听什么或说什么」，除了主。然而，无人能永久地维持此种意识。接下来，苏菲的「旅行/启程」的第四阶段是「主神开始旅行」。
我们也许已触及了志愿服务的中心。「每种礼拜行为，」葛兰曾经写道：「都是对真主的感激，以回报祂所降予我们的恩典。」在这「旅行/启程」的第四阶段里，人于是「在达到一致性后，又对一致性做新的阐释，从而转向多样性的境域…此种返回的旅人会将其生命奉献于将他人从『土牢』（枷锁、羁绊）中解救出来。」将他人从『土牢』中解救出来听来很令人兴奋，但却是危险的任务。人们自掘的土牢有多么多，这么做的方法就有多么多。
如葛兰所言，「一旦旅人们从真主那里重新回到人群，其就得担负义不容辞的(许多)任务。」但在所有任务中——如教导、劳动、如药学或法律等专业、对科学或人文的研究、甚至支持全民福祉的生意——一位「哈智」可能会视「一致性为多元；视多元为一致性」。这个悖论看来难以理解，但它可能是朝觐的中心体验。在朝觐时，每个人都穿得一样─被称为「戒衣」(ihram)的简单白袍(指出朝觐者如衣着般的「纯洁」状态)。但此种一致性中包含了多样性。朝觐者来自于不同地方。每个人的脸都是独特的。实际上，男女在朝觐时是一起礼拜的，肩并肩的，在同一列，而妇女不得穿戴罩袍(burqa)或面纱(niqab)那种遮盖其脸的衣物。然而尽管他们是各自不同，所有朝觐者的焦点都是那独一的主，他们以一种令人惊异的表现一致性的身体行为绕行天房。
对葛兰来说，其在第一次朝觐时还是年轻人，他参与了环游，随即便参悟出了环游的意义。实际上这不令人惊讶，葛兰在撰写「旅行与启程」时引用其额尔祖如姆埃尔祖鲁姆的老师——穆罕默德‧吕特菲(阿勒瓦尔清真寺的学者)的话，他从未忘记他在文字中的呼求：
噢！正在寻求真主之礼的人！
来这个圈子，加入圈子吧！
噢！热情追求真主之光的人！
来这个圈子，加入圈子吧！
对费特胡拉‧葛兰而言，1968年的朝觐扩展了他所加入的各种绕行(圈子)。最后扩展了其身为穆斯林的意义。
自葛兰在伊兹密尔时开始，旅行─当然也包括朝觐─即是志愿服务之人的特色，他们以之作为其伊斯兰实践的表述。如社会学家戴维‧提腾索(David Tittensor)所言明：在伊斯兰的信仰与传统里，旅行在与主的链接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伊斯兰五功中的一项，就是所有穆斯林只要其身体允许并出得起旅费，皆须在其有生之年到麦加朝觐。除了这点，还有一个教条叫「希吉拉」(迁徙)，即假如一个人在某地无法自由地履行其主命性的信仰则须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和旅行极为攸关的是对知识的追求。经训皆指引信士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从事旅行，以更了解「创造者」。经中包括数段节文，激励读者「在大地上旅行」(3:137、6:11、12:109、16:36、29:20、30:9、30:42)。遗训则讲述了许多相关故事赞美对旅行与知识的需求。如提尔密济(Al-Tirmidhi，卒于892年)记述了一个传述，「凡外出追求知识者，在其返回之前都是走在主道上的。」
实际上，旅行的重要性已深植于穆斯林的意识中，被视为获得主的认可与喜悦的虔诚行动。那些受葛兰所启发之人的移动与旅行，是为了「将志愿服务带到没有这一工作的地方」。我们可以猜想葛兰的首次朝觐可能也对这份信念有所贡献─然后他开始与他人分享。毫无疑问地是，像朝觐这种旅行绝对是宗教在这个星球上所建立的对和平之最为深刻的影响。也许最知名的关于朝圣意义的记载，就是马尔科姆‧X的生命故事。他在一封家书中如此回忆（朝觐）道：在神圣经典中的古老圣地(Holy Land)；在亚伯拉罕、穆罕默德及其他所有先知的家乡；在这里，各种肤色的人种与种族皆奉行真正的兄弟情谊，然而我之前却从未亲眼目睹此种兄弟情谊的诚恳好客与丰沛的精神。但在过去的一星期，我却见到不同肤色的人们在我周遭展现出和蔼，我因此而深受吸引却又难以言语。我蒙受恩典，到访麦加圣城，我绕行天房七次…我喝赞穆赞穆泉(Zamzam，译按：是位于麦加禁寺里的井水，按伊斯兰传统记载，当易卜拉欣的儿子易斯玛仪非常口渴时，大天使引出泉水给他们喝)的水。我在赛法与麦尔沃两山之间来回奔跑七次。我在米纳古城祷告，在阿拉法特山上祈祷。那里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觐者。他们各种肤色都有，白皮肤的欧洲人到黑皮肤的非洲人都有。但我们全都正在参与同样的仪式，展现一致的精神与兄弟情谊，而那正是我所以为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绝对不会存在的东西；因为我在美国的经验导致我这么想。美国需要了解伊斯兰，因为这是一个能消弭社会中种族纷争和问题的宗教。马尔科姆‧X一回到美国就将这个课题付诸实行。他的新焦点催生了现今最大的非裔美国穆斯林正统团体。也许他的经历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然而那并未超出基准规范太远。
2008年哈佛的研究〈预估朝觐的影响：伊斯兰全球性集会之宗教与宽容〉(“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the Hajj: Religion and Tolerance in Islam’s Global Gathering”)，即调查朝觐在一般巴基斯坦穆斯林中的重要性。它包括：我们发现，当地方风俗与信仰(如避邪物的使用与嫁妆)的参与减少时，参加朝觐就会促进全球性之伊斯兰功课(如礼拜与封斋)的实践。它增进了族群与伊斯兰各派别间的平等与和谐，并使人们对妇女有更适合的态度，包括对女性教育与就业的接受度更大。此外，随着伊斯兰世界的一致性增多，对非穆斯林的厌恶感却未随之增加。反之，「哈智」们表现出更相信和平、平等与和谐地对待不同宗教的信徒。
葛兰而言，其在1968年参与朝觐的意义远远不是要将其拉进某个政治联盟，而是刺激他(也许比之前更强烈地)去察觉─一位穆斯林要如何同时做好一个世界公民？但是所有宗教(如伊斯兰)即使具有全球规模，实际上仍需扎根于地方。因此，葛兰在伊兹密尔的时候开始宣讲他「从主开始旅行」所带回来的。有位医生从1966年葛兰来到伊兹密尔时便跟从他，与他亲近，他回忆葛兰有一次曾说：「从一个有志愿服务的地方去到一个没有这项工作的地方并建立其起这些工作，也是朝觐。」亦即朝觐并非只限于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是去做与朝觐有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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