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科技已酿成巨灾，它探求真理的方式有误，无法带领人类找到幸福，但我们并不能对它无情地加以苛责，变成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能要求科技为倒退的人类价值、日渐麻木的人类感官、已然萎靡的人类美德、还有严重衰退的人类健康和思考能力承担全部责任。反之，那些逃避责任、让科学在唯物和“纯科学”环境中窒息的科学家才是始作俑者，他们还怂恿同样不负责任的少数人滥用科学。假如科学家深明他们应当担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再假如天主教会未曾迫使科学走上与宗教相抗衡的道路，那么今天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出现。
大自然的世界就像是一股生机勃勃、活力旺盛的洪流奔向未来。有时，它更彷佛一座让人目昡神驰的花园、一本供我们研读良久的佳作、一场令人流连忘返的展览，同时也是一份使我们获益良多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探究其中的义理和内涵，以令我们和后人都能从中受惠。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称为“科学”。
我们也可以把科学描述成：认识一切事物和事件的真相、领会真主向我们启示的法则、努力了解造物主的目的所在。真主造化人类来管理他的其它造化，因此我们必须观察和研读、学习和识别我们的环境，如此才能找到发挥我们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最好途径。一旦我们凭借尊贵造物主(Exalted Creator)的授意达到这一境界，万物便会臣服于我们，我们也会臣服于真主。
人们没有理由害怕科学。危险并不在于科学本身与科学所开辟出来的新境界，而在于那些无知与不负责的科学家以及那些为一己之私滥用科学的人。
假若真正的科学是把人类的智力引向永恒而不追求任何物质利益，是为发现绝对真理而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对存在进行研究，是遵循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方法，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更令我们期待呢？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冲突主要是发生在科学家（而非科学本身）与天主教教会之间。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等人都没有反对宗教——实际上，正是他们对宗教的信奉驱使他们走上研究科学真理之路。
伊斯兰的宗教思想源自永恒，它所培养的爱和热忱，以及人类在那永恒者、至权者、至富足的造物主(All-Wealthy Creator)面前深感的自身的贫乏与无能，令穆斯林世界取得了辉煌五百年之久的比基督教世界更先进的科学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这种立足于天启之上的科学观，由当时醉心于永恒、并为此种永恒而孜孜不倦地研究存在的众多杰出人物几近完美地表现出来。他们对天启的坚信，使之光芒四照，在人们的灵魂中点亮了这一全新的科学观。
假如伊斯兰文明没有遭受令人闻之色变的“蒙古西征”、多次毁灭性的“十字军东征”的重创，那么今日的世界定是另一种景观。假如伊斯兰的科学观保持了真主教诲的原貌，并像谨守拜功那样得到遵循，而且为全世界所认可并善加运用，并且持续繁盛，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更加文明，人类的智识生活将会更加丰富，科技发展将会更为全面，科学的前景也将更为明亮。伊斯兰科学的基础是永恒，它通过帮助我们获致后世的诉求、并为追求全能真主的喜悦而尽责地处理所有事物，以使全人类受益。 唯有对真理的热爱才能使科学研究获得正确的方向。热爱真理的定义是：不是为任何物质或世俗利益去探讨存在，而是为观察和辨识它们的真正本质去探究。凡是怀抱这种热忱的人终将到达目的。反之，凡是缺乏这种热爱，为世俗情欲、物质渴望、意识形态的偏见及盲从所役使的人，他们要么一无所成，要么就是把科学变成毁坏人类幸福的致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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